刑诉法新增了“嫌疑犯、被告人逃匿、死亡案件违法来得到的的没收程序”。不过，这一程序还有许多细节需要完善。例如，“通缉一年”与“公告六个月”期限太长，轻易造成违法来得到的财产被转移处理;没收的范围仅作了“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产”的原则性规定，太过笼统;对特别程序的证据规则也未作出明确规定等。作者觉得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完善。

  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或细则。刑诉法对公、检、法三机关在特别没收程序中的职能配置作出规定，即公安机关认为应当追缴逃匿、死亡的嫌疑犯、被告人违法来得到的及其他涉案财产的，应当写出没收违法所得意见书，移送检察机关，由检察机关法院提出申请。不过，在整个程序运作过程中，有不少环节有待进一步细化。如法院的公告应当采用何种方式;在发出公告之后，利害关系人是否要向法院提交书面的答辩或者声明;在法院正式开庭之前，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是否应进行证据交换;法院是否有权对利害关系人的资格进行实质审查;违法来得到的财产的认定、估价和拍卖程序该如何建立;该特别没收程序是否应有诉讼时效的规定、如何规定;对没收的违法来得到的怎么样做处置，如何在国家与合法利益相关者、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做到合理分配等等，都需要明确规定。

  建立健全协调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。检察机关在特别没收程序中代表国家提出没收违法来得到的的申请，属于世界通例，它与检察机关承担指控犯罪的公诉职能一脉相承。但该项工作涉及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、反贪部门和国际合作部门，以及公安机关反恐部门，涉及职务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的境外追逃追赃。为便于该项工作的顺利开展，各级检察机关应建立健全相关的办案协调机制。

  积极开展实践探索。刑诉法新增的四项特别程序均与检察权的行使息息相关，实践中应结合实际需要准确适用法律。根据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(试行)》的规定，嫌疑犯、被告人逃匿或死亡，如果发生在侦查阶段，由公安机关写出没收违法来得到的意见书移送检察机关;如果发生在审核检查起诉阶段，由检察机关直接向法院提出申请;如果发生在审判阶段，则由法院退回检察机关，再由检察机关提出申请。当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、法院开庭审理时，检察机关参与法庭的举证、质证和辩论，支持申请主张。这些环节还需要接受司法实践的检验，检察机关要通过实践找准自己在特别没收程序中的职责和定位，更好地担当起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使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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